演说在晚清的兴起，绝对是一件大事。1899年，梁启超接受日人犬养毅的建议，将学校、报章、演说定义为“传播文明三利器”；而且，基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了解，梁启超认定“国民识字少者，当利用演说”（任公：《自由书》）。此后，整个二十世纪中国，无论哪个政党、派别或个人，只要想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或社会动员，都离不开“演说”这一利器。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“演说”，不仅仅是政治、社会、学术、文化活动，甚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章变革。那些落在纸面上的“声音”，包括演讲的底稿、记录稿、整理稿，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，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的积极影响不容低估。广场上的演说，不同于古已有之的著述，不能文绉绉，谢绝掉书袋，更忌佶屈聱牙的表述，必须尽可能口语化，突出大思路，倾向于畅快淋漓，这才可能有好的现场效果。而这一点，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乃至学界的风气。本文集中讨论以下六个问题：一、“声音”怎样研究；二、“演说”能否成学；三、定义、溯源与分类；四、演说的三种姿态；五、“国事”如何谈论；六、“有声的文章”怎么可能